游侠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吸引司马迁对他们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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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19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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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4 12:30
《史记·游侠列传》是游侠这个群体第一次，也是为数不多地在正史当中亮相，为后人对游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在“游侠”还是“武侠”？从"侠"最初的产生说起中曾经提到，司马迁将游侠大致分为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认为先秦时期的布衣之侠，因为遭到儒、墨的排斥而不见载于文献，因此到他那个时代，也就是汉初的时候，布衣之侠的事迹就已经难以考察了。
但细心的读者们一定会发现，《史记》当中除了《游侠列传》，还有一篇以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为主角的《刺客列传》，这五人无一不是被后人热情称颂的战国游侠。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他们是游侠，司马迁为何不把他们放在《游侠列传》当中，而是说布衣之侠的事迹湮没而不可闻？如果他们不是游侠，后人又为何以"游侠"的身份来称颂他们呢？
先秦刺客们的故事
不妨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这几个人的故事，看看他们是怎样赢得人们称颂的。
首先是曹沫。曹沫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司马迁说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就是凭借勇敢和力气侍奉鲁庄公。他的事迹比较简单，最著名的就是在齐鲁会盟时，以匕首胁迫齐桓公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他也是《刺客列传》中唯一没有"入选"春秋战国四大"刺侠"的人。
160多年后，吴国发生了专诸的故事。在楚国受难、逃往吴国的伍子胥发现专诸有才，将他推荐给公子光，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武王阖闾。当时，公子光认为堂弟僚抢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于是一心想除掉已经继承了王位的僚。终于，在一次宴会上，专诸为报答伍子胥和公子光的知遇之恩，利用公子光事先藏在烤鱼腹中的匕首（又称"鱼肠剑"）成功刺杀了吴王僚，专诸自己也当场殒命，公子光则在登基后带领吴国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专诸成了春秋时期的首位"刺侠"。
过了70多年，晋国的豫让为给曾经宠信自己的大夫智伯报仇，乔装整容去行刺杀害智伯的大夫赵襄子，但是被赵襄子发现。赵襄子称赞他是个有义之人，不但没有杀他，反而亲手放了他。在豫让第二次伺机行刺赵襄子被发现后，赵襄子再次被豫让舍生取义的行为所感动。豫让经过赵襄子同意，先是多次持剑而起，刺向赵襄子的衣服，表示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接着，豫让就伏剑自刎了。
豫让刺杀赵襄子
战国时期魏国的聂政，先是因为要奉养老母而拒绝接受韩国大夫严仲子的礼遇和邀请；母亲去世后，他为了报答韩国大夫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只身前往韩国刺杀严仲子的仇人——韩相累侠。刺杀成功后因寡不敌众难以脱身时，聂政为了避免拖累亲人，便先自毁容貌，而后自刎。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我们都太熟悉了，此处不再赘述。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被誉为春秋战国四大刺侠。
侠的人格世界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提到，那些布衣之侠，都是以修行砥名闻名于世。从前文所述的几位刺客，尤其是"春秋战国四刺侠"的事迹来看，他们无疑也当位列其中。他们无一不是"义"字当先，或为报恩，或为复仇，或为救国，都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甚至生死置之度外。司马迁称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显然与在《游侠列传》中对侠的称赞是高度一致的。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
在司马迁看来，游侠的行为虽然不见得全合法度，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肯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人于困厄之中。经历过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显摆自己的本领，也羞于宣扬自己的德行。这既是司马迁对于我国古代声望最高的先秦古侠特点的总结，也是他认为的游侠所应当具备的人格特点。
这些特点，正是古往今来大多数人所追求、却始终难以做到或实现的人格特征。表面看来，游侠"不轨于正义"，似乎有"任意妄为"的嫌疑，但实际上，"不轨于正义"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他们身体力行地对于公平和正义的终极追求。豫让尽管只是一介平民，也并没有人让他去为所谓的恩人智伯报仇，但他通过悲壮的行动，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赢得了他在等级社会里作为平民的个人尊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平民阶层人格意识的觉醒。
有学者认为：
"侠客精神，从最早的意义上讲，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个性和自我价值观、是非善恶观、社会观的初步建立。"
在战国时期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不但出现了战国"四公子"那样的卿相之侠，也孕育出了诸如豫让、专诸、荆轲、聂政那样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判断和追求的刺侠，他们"义"字当先，轻生重气，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追求公平和正义，为自己在主流社会之外赢得了一席之地，也代表了我国"古侠"原始的精神风貌。
或许，正因为这些刺客在人格和精神上与游侠高度契合，所以尽管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外写了《刺客列传》，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刺客中的大部分人当做游侠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