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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唐朝后期有三大顽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党争。这三大顽疾无法除掉,故而导致唐朝一直无法真正复兴。而此三大顽疾也恰恰是由安史之乱引发,并且环环相扣,愈演愈烈,如果强行去除,势必牵一发动全身,造成严重危害。
一、安史之乱导致了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叛军夺下长安、洛阳,玄宗西逃入蜀,肃宗灵武继位,寻求朔方军将领拥护。此时,朝廷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更不要说兵力和财力。为了能够抵抗叛军,夺回天下,朝廷不得不放权给武将。藩镇将领在领地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募兵,筹粮,铸币,以致这些藩镇将领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放权容易收权难,由于兵士平日都是藩镇将领调教,只知将领而不知朝廷。
另外,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分化其将领,朝廷许叛军将领就地成为唐朝节度使,只是改换旗号,依然各自为政,不尊号令。所以安史之乱平定后,各地节度使都割据一方,朝廷再想换人,已然不可能。甚至出现节度使去世后,都由他们的兄弟子侄接任,强令朝廷同意。
唐中后期也有一些有些抱负的皇帝对不尊号令的节度使讨伐。但朝廷军队战斗力太差,直属的禁军屡战屡败,只能征调其他军阀参战,这些军阀又首鼠两端,各自心怀鬼胎。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朝廷花费巨资,结果只是养肥了其他军阀,最终平叛不了了之,反叛的军阀象征性上表*,朝廷“宽宏大量”赦免,接下来依然故我。朝廷对藩镇完全没有办法。
二、藩镇割据助长宦官权盛。
藩镇割据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了宦官权势日盛。在安史之乱前,纵使有如高力士那样一两个有权势的宦官,最多也是卖官鬻爵,在皇帝边上打打小报告而已。但是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兵权落在藩镇将领手中,肃宗李亨信不过将领,便强化了玄宗年间就有的宦官监军制度,将原本用来监视武将的监军宦官提升为观军容使直接调度各路军马进行平叛。
如邺城之战就由宦官鱼朝恩直接调度九大节度使六十万大军。而在朝中更是任命宦官李辅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司马(大元帅由皇子挂虚衔),直接执掌全国兵权。而皇帝最亲近的禁军更是由李辅国直接掌管。李辅国手握兵权,一步步扩大权势,至权侵朝野,只要他想,最后连宰相也做上了。而各大要职早已被这些宦官的徒子徒孙们占据。
最后即使皇帝看不顺眼这个宦官,也只能依靠其他宦官来除掉他,继续由那个宦官掌权。由于安史之乱延续多年,此后叛乱虽平息,却还有各地的藩镇不理朝廷号令,时常爆发小规模叛乱,军事行动不断,所以宦官兵权从不脱手。甚至连京师长安也几次遇险,宦官们更能永掌禁军兵权。最终,宦官甚至可以发动政变,废立乃至谋杀皇帝。至唐灭亡也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三、藩镇与宦官共同作用下,朝臣党争不断。
随着宦官在朝中专权,藩镇在边疆为患,宰相的权力再没有盛唐之前那么大,逐渐沦落为宦官或藩镇的附庸。因为背后的派系不同,朝臣往往也就相互对立,互相攻击。如中晚唐一直不断的牛李党争,双方为争权夺势,你死我活。经常出现诸如牛党首领依附权宦将李党首领外放地方;李党首领再在边关扩充势力联合各藩镇反*走牛党重新入相;牛党党羽再以各种阴谋给李党首领治罪迎回牛党首领;李党党羽再求助宦官也给牛党治罪等等,循环往复,朝局一片混乱。
正是这三者相互作用,唐朝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因为如果要铲除权宦就要依靠朝臣,而朝臣本身就是宦官的附庸,如果要打藩镇就要依靠宦官,因为宦官都手握兵权。如果要解决党争还是会导致宦官或者藩镇拥有更大的势力,于事无补。每一方面都已经牵一发动全身,而任何一方的此消彼长都可能导致更大的战乱、政变、朝局动荡、无人可用。所以,唐朝真的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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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安史之乱后,唐皇害怕将忠臣良将手里的权力太大,恐怕又会出现第二次安史之乱,所以将他们的权力回收了,而且时刻提防着他们,这种做法自然无法让唐朝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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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唐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的寿命已尽,当然会出现新的王朝来代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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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所导致的,并且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反抗朝廷的势力,所以没有办法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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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忠臣良将的势力范围太小,单凭他们那点人力根本就挡不住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