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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篇小说,问世于1990年,初刊于《收获》杂志,叔叔只是王安忆塑造的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形象,王安忆也没有含沙射影之义。概括地说,《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小说不长,叙事上很有特点,是王安忆写得比较先锋的一篇小说,可读性思想性都很高,建议你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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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的是张贤亮,王安忆好像说过若是弄不懂张贤亮,她就没办法继续写其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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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本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所谓“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浓缩形式,这个故事经王安忆以各种叙述手法拼合而成,最终暴露出了源自于几十年的历史遭遇、而存在于时代的精神现象中的一场皋大危机。
如果从文本形式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思想上的深刻探索正体现在作品的叙事方式之中:可以说重建世界观的工作对于王安忆而言,在根本上等同于探寻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叔叔的故事》在叙事上具有的新颖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所内含的一个双层叙事文本,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应包括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叔叔的故事》是一篇后设小说。所谓后设小说,即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它既沿用小说这种体裁的现实主义原则,同时又竭力破坏这些原则;它以彻底的自我观照形式,关注小说自身的虚构和记实的过程而非其结果。它的根本特点是编制故事的过程也出现在文本中,而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打破它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强化了叙述者的个人观点。
具体地看来,这篇小说在情节展开中大致具有两种新颖的叙述手段:一种是复数性叙述,即同一件事被叙述多次,而每次都有所不同;另一种是分析性虚构,即叙述者没有任何材料,完全通过他的主观分析来推导下一步的故事内容。
整篇小说就以这种拆解意义的方式叙述下去,最终要说明叔叔的那个警句:他究竟何以会发现自己不是幸运者。
王安忆始终坚信,“小说这玩意,从一开头起就要无中生有地编一个故事。”王安忆对故事的推崇,有着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观。小说对故事的注重其实是借花献佛地显示它对于生命活动的依赖,因为故事其实也就是人的命运。在《叔叔的故事》里,也就是叔叔这个人物的一生经历。但作为主角的叔叔是一位与叙述者“我”同行的小说家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了这部作品的“元小说”特征,也即这篇小说的故事不是一般地“表现”生活的,而是“思考”的存在。小说家的人生具有自觉的生命意识,通过表现这样一种人生故事,作品可以更直接的面对人生。在这个故事里,叙述者利用“我”和叔叔的职业特点发表关于艺术人生的看法,从而加强了这个文本“元小说”的性质。至此,王安忆的也达到了其创作手法转型的目的,也达到了对80年代以来小说叙述模式的*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