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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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又称楹联、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等，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
桃本来是作为一种植物而被认为有避邪作用的。《玉烛宝典》引《典术》说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厌伏邪气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于户(《太平御览》所引《典术》“五行之精”作“五木之精”，“桃板”作“桃人梗”)。从桃枝、桃杖到桃人梗，桃有一个人格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神格化的过程。桃板、桃符的出现正是两种过程合一特别是转变的集中体现之物。虽然资料中无南朝或更早之桃板上有字、画的记载，但是桃板，这种加工平整的东西，桃的避邪作用只是作为属性存在，它一定另有目的，根据后来文献中所记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写二者名字的事实，可以推断，桃板一出现可能就有图或字，或二者兼而有之。所写所画也应当是神荼和郁垒。最初桃枝、桃梗和执鬼神神荼、郁垒是两回事。一旦在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写上名字，就使二者合一。桃符既是原来的桃梗，又可以代表画有图形的桃板，二者有区别，也混同，在混同的情况下．桃符也就成了神荼、郁垒的代名词。
至少可追溯到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桃板题字的著名故事。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让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13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看来题写一年平安词是恒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是桃符性质的重要改变。关于此点，唐末韩鄂的《岁华纪丽》说，门署桃板是为了“纳庆”，可为注脚。 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南宋时代的《梦粱录》除此记载外，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除夕要“贴春牌”。看来“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桃符也就变成了两种类型。 这种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春联所贴之处，前引福建《汀州府志》说是在门或厅堂柱间，不太具体。明《月今广义》的记载更为详细，说除夕更换春帖、柱联、门额，在堂轩楣枋贴宜春、福、祷、寿等字。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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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雅称“楹联”，俗称对子。它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汉语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对联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对联的种类约分为春联、喜联、寿联、挽联、装饰联、行业联、交际联和杂联（包括谐趣联……）等。对联文字长短不一，短的仅一、两个；长的可达几百字。对联形式多样，有正对、反对、流水对、联球对、集句对等。但不管何类对联，使用何种形式，却又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二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三要词性相对，位置相同。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四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覆。此外，张挂的对联，传统作法还必须直写竖贴，自右而左，由上而下，不能颠倒。与对联紧密相关的横批，可以说是对联的题目，也是对联的中心。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