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诗中的侠文化

浅析唐诗中的侠文化

作者：涂芊 项慧

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4期

内容摘要：侠文化是中国文化河流的一条重要支流，侠文化的传播在唐代达到了最高峰，侠义精神在唐诗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创作本体和创作主体两方面分析唐诗中的侠文化，并指出唐代咏侠诗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侠文化 唐诗 创作主体 创作本体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更是指出了“侠”的基本特征：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与这段话相呼应的是《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游侠列传》写作动机的说明：“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在这种创作动机下司马迁传中所记的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成了最早的一批侠者形象。自此，侠文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与历代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东汉以后，历代史家就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但游侠的精神却逐渐渗透到文人生活之中，影响至为深远。用陈平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表现侠客的任务由史家转移到了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肩上，侠客形象的主观色彩大大强化。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和心态。从“抚剑独行游”的五柳先生到“纵死侠骨香”的青莲居士，几乎每一代的诗人都有着“书剑飘零”的梦想，可以说侠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 唐代是咏侠诗发展的最高潮。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们最初是一个混杂着胡族血统的武将家族，有着骑射征战的传统，统治者的尚武好侠对于侠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且李唐王朝实行府兵制，兵士不再是放下锄头拿起弩箭的农民，而是精于弩射的专业化的士兵，而勇武的士兵则给当时社会带来一种尚武的风气。除了府兵制以外，唐代相对开放清明的政治局面、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造就了许多身具任侠作风的英雄人物，而这些英雄人物又被时人所崇拜，从而促成了时人将任侠与英雄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融合对侠文化传播的重大促进作用，唐王朝的统一使得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而其雄强尚武之风也随之而来，从而对汉民族发生影响。

作为有唐一代最具代表性同时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文学形式，侠文化自然而然也在唐诗中留下了痕迹。唐代诗人的任侠更倾向于将侠的某种行为特征与精神转化为自我人格精神和人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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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一部分，注重从侠的形象和生命情调中吸取与时代精神和人生理想或与个人生活情趣相一致的成分，而并不是去专门行侠或成为侠客，任侠精神具有与时代精神一致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同样也表现在唐诗中。本文拟从创作本体和创作主体等两个方面来探讨唐诗中的侠文化特征。

一.侠文化刚健豪放、昂扬向上的文化精神促进了唐诗风格的形成

前文已经提过，唐代诗人们将侠文化内化为一种精神追求和行为方式，这同样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风格。有唐一代，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使得南北文化的整合速度加快，尤其是北方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的地位得到提升，社会任侠风气也受到了北朝勇武彪悍之风的影响。盛唐时代是侠文化传播的高潮时期，这种文化因子包含着乐观向上的时代朝气，体现了一个强大的大一统国家所特有的豪迈奔放的社会风气，彰显了一个民族蓬勃欲发的生命活力，成为盛唐文化精神的表征之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诗人们普遍追求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把追求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当作一种侠义行为和任侠精神的体现。有学人指出，“借侠义建功，歌颂武威；借侠少的任性敢为，大胆抒写开拓新天地的气概，首先反映在贞观君臣的创作中，进而成为一代追求，被诗人们反复歌吟，借以抒情，赋予了诗歌以阳刚之气”。②侠的文化精神形成了唐代诗歌中的阳刚壮烈之美。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岑参、高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唐代边塞战事不断，因而使任侠风气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诗人们将侠义精神与“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建功立业的热血渴望相结合，创作出许多诗歌意境充满阳刚壮美之气的边塞诗。他们以英雄豪杰的情绪、胆气和爱国热情,以阳刚豪放的气质开拓出唐诗的豪放刚健的意境审美风格。如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诗中一往无前的气势，雄浑豪壮的意境，正是具有侠文化内涵的盛唐气象的完美注脚。

二.侠文化的观念、内容被唐代诗人广泛接受和运用

除了阳刚壮美的诗歌意境，唐诗中的侠文化特征最直观的还在于诗人们往往以侠为描写对象，或是将侠作为载体来托物言志。这些写作选择的源头在于诗人们对侠文化的接受。邓绎《藻川堂谭艺·三代篇》中有云:“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磊落奇伟，犹有西汉之遗风”，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风貌。王昌龄有诗云:“握中铜匕首,粉挫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杂兴》)崔颢亦言道:“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韦应物逢杨开府，赠诗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擂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挥。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逢杨开府》）可见当时有一大批诗人从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上都深受侠文化熏陶，有着当时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尚武好侠之气。他们的任侠更倾向于将侠的某种行为特征与精神转化为自我人格精神和人生理想的一部分，注重从侠的形象和生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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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中吸取与时代精神和人生理想或与个人生活情趣相一致的成分，而并不是去专门行侠或成为侠客，任侠精神具有与时代精神一致的文化内涵。

诗人们的任侠好武之气表现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当然就留下了侠文化的深深烙印，诗歌中有许多来自的侠文化的内容和观念。同时咏侠诗的创作体裁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不仅有专门吟咏侠者的诗，还有许多诗歌体裁中夹杂着侠文化因素，体现出清晰的侠文化特征。比如咏侠与边塞从军诗相结合，代表作有王维的《陇头吟》；咏侠与送别赠答诗的结合，如李白的《赠崔侍御》；咏侠与咏怀言志诗相结合，如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咏侠与怀古咏史诗的结合，如马戴的《易水怀古》。

以上本文从创作本体和创作主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唐代诗歌中的侠文化的特征和唐代诗人对侠文化的接受，侠文化刚健豪放、昂扬向上的文化精神促进了唐诗雄浑壮美风格的形成，同时唐代的诗人们更是将侠的行为方式与精神格调转化为自我人格精神和人生理想的一部分，注重从侠的形象和生命情调中吸取与时代精神和人生理想或与个人生活情趣相一致的成分，从而使他们的侠义精神有了与时代精神一致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笔者认为，唐代咏侠诗的地位，不仅在于它与前后各代咏侠诗相比，是一座艺术高峰，而且还在于它所反映的独特的社会文化内容和时代精神。它不但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永久的魅力“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③这样看来，唐人咏侠诗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历史的，它不仅在咏侠诗的发展史上构筑了一座丰碑，同时还忠实地展现了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社会人文风貌的重要窗口。 注释：

①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②杨晓霭：《“尚武好侠”与初唐诗之“意气”》，《社科纵横》，1996年第3期。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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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9月版. [4]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版. [5]汪聚应：《侠风与文学》，山西师范大学博士学文论文，2002.

[6]刘飞滨：《汉—唐游侠诗发展史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涂芊，项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