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汇

中外文化交汇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

应该说，正是文化的差异，才使得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各具特色。德国人做“精”（精密制造业在世界占首位），美国人做“大”（世界五百强，美国占了近一半）。法国人做“时尚”（如香水、时装、旅游、展览等）。这些都与西方人的“征服自然”、“个体为本”、“力取天下”等文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东方国家，如中国做“廉”（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是以廉价闻名遐迩的）。日本人做“省”（日本产品追求低成本），则与东方人“顺天应物”、“粗族为本”、“执用两中”等文化观念有紧密的联系。

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即征服自然。

（2）在对待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家族本位”，突出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与尊严。

（3）在对待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奉行的是“亲仁善邻”和“协和万邦”，而西方则奉行“征服天下”。如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海上王伟的飞机被撞，中国人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而不是进行战争报复，这一个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有关，主要的还是与中国人忍让为上有关，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美国“9.11”事件后，有90%的美国人要求进行报复，以恐怖行为反击恐怖行为。这就是两种文化在各自民族里的直接表现。

1、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中国人习惯于把人的精神融于自然界之中，并把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当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儒道两家对天人关系的态度有差异:儒家强调超越自然，化自然为人文，主要是指化天性为德性，意在达到道德上的完美。道家则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不必经过人化，人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然美的破坏，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合人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一向以农立国，特别重视农业。自古以来，农民有祭天地的习俗，一方面庆祝丰收答天谢地，一方面是乞求天地赐福，以期来年有个好收成。中国人办喜事，首先要拜天地，便是这一精神的最好体现。中国古代有山水画派，画家们把山峰、绿水、虫鸟花鱼入画，并且着重反映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依存关系。古代诗人也有田园诗派，他们把自然美景写于诗中对自然加以歌颂。如有首诗写道:“劝君莫打三春鸟，母在巢中待子归”，表现的就是人对鸟类的仁爱之心。清代画家郑板桥在一封家书中也劝说家人“养鸟不如多种树”，他希望有成千上万棵树能成为鸟类的乐园。这就是古人所说人之“大乐与天地同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把二者置于对立状态。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向自然开战。所以，西方人从古代就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探索之中，古希腊有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数理与建筑学家阿基米德。即使在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也产生了伽利略、布鲁诺等自然科学家。到了近代，借助发达的科学技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白尼发现了新天体，麦哲伦等人环球旅行成功。这些成功更增强了西方人探索大自然、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信心和勇气。18世纪以来，牛顿推出了万有引力学说，瓦特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在整个数、理、化、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另外，西方人的探险精神也非常强烈，这从西方文学作品中可找到答案。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它描写了老渔民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后来捕

了一条大鱼却在归途中被鲨鱼吃掉，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小说的寓意是:命运和自然总是与人作对，人在与自然搏斗中难免有失败，尽管如此，人还是要与命运抗争，与自然搏斗，人在肉体上可以被打垮，但在精神上却必须有战胜命运、战胜自然的决心。这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恰恰是相反的。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有何现实意义（利与弊）

“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积极意义是: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或超越自然规律，毫无节制地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要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让人与自然界和其它生物和谐共存。

它的不足是:突出表现了重人文、轻自然，对自然界缺乏积极的探索与改造，这也正是中国科学技术自古以来就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被视为21世纪的生存救星，认为它是解决现代社会无度开发自然、改造自然而导致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最佳选择。

“征服自然”也有其双重的意义。

其积极意义是:这一观念引导西方人去征服自然，去利用与开发自然，由此带来了工业革命和科技时代的到来和物质文明的繁荣。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为标志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的。

另外，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以物质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由此可见，征服自然这一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在现代东西方社会发展中，仍是创造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诸如:航空航天、运输、通讯、天气预报、勘察地形地貌等等，都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分不开。

其弊病表现在: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或者滥用科学技术，也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影响，如对自然资源过度的开采和索取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如原子弹的研制与扩散、核武器竞赛等等，就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

2、家族本位与个体为本

这是中西文化特征的重要差异之一。

家族本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家是中国人心中温馨的港湾，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人格外注重家族，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繁杂精细。中国人不仅在纵向上区分辈份，而且在横向上也有严格的规定。英语中一个词“uncle”，代表了伯父、叔叔、舅父、姑父等与父母同辈的所有男性，而“aunt”代表了中国姨母、姑母、伯母、婶母、舅母等所有女性。“brother”和 “sister”也是如此。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有浓厚的“孝亲”情结，这种情感不仅表现在对祖先的隆重祭奠上，更表现为对长辈的绝对孝顺上，所谓“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孝道成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传统道德。在中国有传统文化中，这种以孝治家、以孝治国的宗族亲亲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久远的。如孔子自其先祖孔父嘉至今孔德成已经有七十七代，加上其父孔父嘉之前的先人还有七代。所以说，现在全国性的祭孔活动己不仅仅是单纯的家族活动了，它已经带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每年清明节、十月一，春节等日子，中国人都会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祭奠，也是家族本位文化精神在华夏子孙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

西方文化中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尊严。这一文化精神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文艺复兴运动首倡并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的。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宣传个性解放，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的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文艺复兴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观念创造了坚实的条件。18世纪欧洲出现的“启蒙运动”，则进一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创立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把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视为“天”所赋予的第一个人的人权。这些思想成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主调。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充分体现出这样的价值观: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若干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西方奉行个人本位的依据。

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的家庭观念淡漠，家庭结构也松散的多。而个体意识极强。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然后才是族性，放在首位的是自己。亲人间也是界限分明。子女以脱离家庭独立生活为荣，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就购买房屋从家里搬出去。要西方几乎找不到“四世同堂”，甚至连二世同堂也不多见。父母对子女的态度都是平等和尊重，而不是要求绝对服从。

中西方文化中“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得失及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本位”观念的核心是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众中的义务和责任。这种观念要求父严、母慈、子孝、兄友、弟恭。通过尊祖敬宗，天伦和谐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有序。从家庭本身而言，家族本位表现出的家庭成员间的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让许多西方人羡慕不己。如果从把这种思想推而广之，从家族到民族、从国家到世界，乃至广阔的宇宙空间，如果都能强调团结和协作，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对人类的并生共存、和平与发展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其弊端是:其一，不利于甚至严重地制约了个体主观能支性的创造和发挥，个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其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十分虚伪。因为在中国，无论父子、兄弟、夫妻，还是官吏、百姓，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其三，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法律制度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只能依靠人治。而且在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非常普遍，正象《红楼梦》里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代社会里反腐败何其之难，就是有这些广泛的民间思想作基础。

西方的个体本位思想，强调以个人为主，强调自由、平等，强调个体的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这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体创造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明显地淡化了父子亲情和集体精神，不利于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

现代社会应当吸收二者的精华，一方面，人的价值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亲情家族观念和社会伦理道德也应加强。

二、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 汉唐——西域·佛教

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是在汉唐期间，尤以汉代和唐代为盛。汉代和唐代吸纳的外来文化，从地域来说，主要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以及南亚次大陆，季羡林的《西域文化》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佛教哲学。

汉唐之际中国吸纳的外来文化主要是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人把它看作一种神仙方术，佛教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佛经。僧人译经时注意了中国人的心理，用儒道思想翻译佛经。

并剔除了佛经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融合的内容，史称“格义”（佛教中国化）如印度佛教讲“来世成佛”，中国佛教讲“立地成佛”，以迎合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心理。

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造具有中国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色彩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八大宗，其中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影响最大、传播最远的一个宗派。隋唐形成佛教八大宗，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昌盛，宋明以后佛教开始衰落，许多宗派势力减弱，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影响深远。禅宗的主要理论是“见性成佛”讲究流转轮回。

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融入佛教。

唐代的艺术因吸收佛教文化而更加瑰丽多彩。隋唐画家从佛画的绚丽多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六朝至隋唐，许多画家专门从事宗教壁画，他们的佛教画洋溢着浓浓的宗教色彩。同时他们的人物画、肖像画、山水画、花卉画、走兽画、飞鸟画也都吸收了佛画中的表现手法。如晋代顾恺之的《维摩诘》、隋代阎立本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嘉真图》、唐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唐代李思训的《宫苑图》等，特别是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深依禅宗，他的艺术作品中很自然的渗透着一定的佛教思想。如他画的《辋川图》是一幅“意出尘外”的佳作。

石窟艺术是人们欣赏古代佛教艺术的最好的殿堂。我国现存石窟约有一百二十余处，其中最著名的有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在各个石窟里神态各异的佛像雕塑、神采飞扬的宗教壁画、充满活力的书法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完善。中国石窟艺术的分布地域之广、艺术品之丰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古代宗教艺术都不能比

拟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其他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至今，凡佛寺必有宝塔（峨眉山的万年寺除外），道观无塔。而佛寺的宝塔的名称和形制皆来自印度，这是佛教建筑对中国建筑最直接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唐时寺院僧侣“俗讲”极为盛行，“讲话”本是佛教徒讲经释义乃至辩论的方式，但唐宋的由寺院的“俗讲”演变而来的“说书”其内容已不是讲经释义，而是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成为宋人平话和市民听书的先声，也就是现在的“评书”的最初形式。总之，在中国艺术家的改造下，佛教艺术的宗教色彩淡化了。从形式到内容融入了许多世俗的东西，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大量吸收外来文化。

通过以上讲解，大家不要产生误解，以为汉唐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就等于佛教文化的交汇。其实汉唐之际吸收外域文化的交汇远不止佛学。除佛学外，历法、医学、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以及马球运动，伊斯兰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等都被汉唐人所吸收，并加以取舍，加工改制，使其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白糖和蜡烛也是从西域学来的。

三、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 明万历至今——西方科技

中外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中叶，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之中。也就是说，这次文化大交汇有始无终。

第二次文化大交汇与第一次文化大交汇有所不同:第一次文化交汇时，两汉是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魏晋唐宋时期是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

陆文化的借鉴。第二次文化大交汇与第一次文化交汇有所不同:第二次文化交汇，是中国人吸收文化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文化（后来包括美国和日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收的外来文化仍然主要是欧美文化，故此，也属于第二次文化大交汇的范畴。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片著名的论文中曾将四个世纪以来中国吸收欧洲文化的历史文化分为七期（详见126-127页）。这七个时期大致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现代的曲折历程。只可惜其中有不确切之处，另外他也未能谈到现代的中外文化交融。我们现在对四个世纪的文化交汇作个简要的回顾:

本次文化大交汇始于耶稣会士来华

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他们在明朝万历年间经澳门进入我国。据统计，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73年的两个世纪里，耶稣会士先后来华者约五百人，其中有葡、西、意、比、法、德等国教士，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除传教外，也介绍了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机械、火炮、地理、测量等方面的知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是最主要的。另外也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中国文化界的先进人士徐光启等人以宽阔的胸怀对待西方学术，并将西方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融会贯通，在数学、天文学等学科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这说明16世纪西方文化己开始向中国渗透，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知道了世界有五大洲。

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这沉重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被世界近代浪潮无情地甩到了后头。中国统治者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主流是故步自封、禁海锁国、文化专制、极为盛行。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与世界意识觉醒了。中国的一大批敏感士子，

面对着世界投入到近代社会改革之中，开始了文化的大变革。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力求在中国文化之本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技工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被中国人引进。

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唤呼下自上而下的展开，光绪帝参与，企图在制度文化上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则实现了制度文化的变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19年前后（自1915年9月至1921年7月历时六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进行了思想观念的革命。

由此可见，中国人采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线索:首先接受的是“西技”、“火器历法”，（耶稣会士来华）随之是“制械练兵之术”（洋务运动）。进而是“西政”（戊戌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吸纳。最后是思想观念的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仍处于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的时期，这种中西文化交融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人大量吸收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特别是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也吸收了不少。另一方面，正当中国人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的涌入而目不暇接之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则痛感西方工业社会弊病丛生，好象终日被一种无限的荒漠感所包围，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看不透、冲不破、走不出。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企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真谛，寻觅来自内心来自精神世界的幸福。他们从中国寻找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儒家

观念。1991年17位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21世纪离不开孔子的智慧。”

四、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文明开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举世公认，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曾辐射亚洲远播世界。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到16世纪，中国文化依旧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

（一）中国文化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文化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都具有流动性，这是任何文化自身都具有的功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由众多的文明民族积累与不断交融的结晶。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向外传播和流动，一般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向外流动的文化要素，自身具有较高的品位。其二是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和地区，其自身文化需要更新发展，它出自切身需要对外来文化作出有选择的收容。

中国作为古代四大发明古国之一，它那灿烂的文化在很久远的年代，便和邻邦有了友好往来，并且由近及远，辐射向很远的地区。据古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以前，中国就和朝鲜、日本、中亚等地区发生了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又和西亚、欧洲等地区发生经济和文化联系。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整个中古时代，中国文化一直是启动亚洲文明演化发展的文明之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和日本。

1、朝鲜:朝鲜是中国之近邻，接受中国文化也最早。“朝鲜”一词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对朝鲜就有所了解了。

在1到7世纪朝鲜半岛上并存着高丽、百济、新罗三个较大的王国。唐朝时，新罗打

败了高丽和百济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在此之际，新罗派了许多留学生和政府官员来中国学习，他们回国后依照中国的宗法制度实行了全面的改革。此间，儒家重要典籍如《周易》、《尚书》、《论语》、《春秋》、等也在新罗广为流传。新罗人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中国儒家诗礼教化的影响，提倡以德治国，养性修身。

2、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中国文化在那里也早有传播，且影响显著。

中国史书提及日本（倭人），当以《汉书》地理志为最早。此后，中国史书对“倭人”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这说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往有悠久的历史。一般来说，从东汉到南北朝，中日已有直接邦交联系。到隋唐，大量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再加上僧侣、商人、外交官以及留日华侨子弟，都有成为中国文化东传的直接媒介。因此，自隋唐至清末，凡是中国主要的文化要素，包括文字、文学、史学、艺术、宗教、哲学、工艺科技等或迟或早地传到了日本，其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最深的有四大要素:

一是文字:汉字何时传入日本，尚无确考，但日本文字源于中国却无可怀疑。在日本流行的日本文字中，除保留了大量当时使用的汉字外，其片假名与平假名的字形也脱胎于汉字的偏旁和草书，日本史书《日本书记》、《续日本记》、《日本后记》、《续日本后记》、《三代实录》、《文德实录》合称为日本“六国史”，它们都是用汉字成书的。

二是史学:日本的修史事业到日本江户时代而大盛。长达397卷的《大日本史》，可以说是日本史学的代表作。它历经200余年，完成于明治三十九年。它在体制和治史精神上完全摹仿中国的史书。

三是佛教:佛教本原于印度，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佛教反倒成了大宗，唐宋以后一直到近代，佛教重心逐渐由中国移入日本。日本佛教的传入全依赖中国，而且是中国化的

佛教。也就是说，佛教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入日本的。从隋唐至元明清，中国名僧去日本传教者络绎不绝，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及其典籍，在隋唐后的五六百年间几乎都传到了日本。从中国去日本的高僧，唐代有道明、道荣、鉴真等，宋代高僧有道隆、祖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真法师，他在日本几十年间，皆以传教讲学为事，把中国的佛学、医学、文学、工艺等都传给了日本人。因此深受日本人民和广大佛众的尊敬，日本人称其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四是儒学:儒学传入日本比佛教更早。相传西晋时期王仁向日本皇室进献《论语》并教授皇太子。唐宋元明时期儒学大规模移植日本。儒家经典《周易》、《尚书》、《左传》、《礼记》、《孝经》等成为日本士大夫的必读书。宋明时程朱理学在日本流传最广。在近代，对日本人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最深的是王阳明的心学。近代日本人编写的《日本文化概论》一书中有“日本阳明学派”一节）王阳明的心学在近代日本塑造了日本民族精神“大和魂”。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外，日本的历法、文学、服饰、饮食、风俗、科技工艺等也受中国唐朝的影响。

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比较早的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中国文化都不同程度的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商人带去的瓷器、铜器、丝织品无疑给东南亚地区的生产工艺、生活方式、文化礼俗带来莫大的刺激和影响。如今不少专家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发达得益于他们信奉中国儒家观念。

（二）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

早在汉代以前，中国的器用物质文化便以商品的形式，由中亚或西亚传入欧洲。而中国与西方交通的正式打开，则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曾派

遣甘英出使罗马（大秦）从此，中国与罗马的贸易往来一直未断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忙于战乱，罗马帝国走向崩溃，这几百年间中西交往较少。隋唐宋明，中国再度统一，由于国力强大，不但陆上交通得到了恢复，海上交通也得到了发展，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及文化交流再度频繁。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主要包括科技、艺术、学术思想三个方面:

1、器用技术在西方的传播:

古代中国向西方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绸与瓷器。自汉代至唐，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亚、西亚的商人传入欧洲，横贯中亚接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即因从中国输送了大量丝绸而得名。当时丝绸在欧洲是一种高级奢侈品，丝价几乎与黄金等值。522年东罗马派人到中国学习养蚕术，丝绸的生产技术才开始传入欧洲。

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中国瓷器作为商品大量向西方输入是在明代。直到16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人企图仿造中国瓷器未获成功。18世纪，一位德国巧匠才成功的仿造出第一件坚硬的瓷器。中国在英语中被称为china，证明在西方人眼里，瓷器代表中国。

中国道教的炼丹术先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的炼丹术又影响了欧洲炼丹术，而现代化学又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这是举世公认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起到了开启西方近代文明先河的作用

2、各门艺术在欧洲的传播

在器用技术传入欧洲的同时，中国的美术、绘画、建筑、园林及文学等各们艺术也传道了欧洲。

中国的美术、绘画首先是通过带有各种图案的丝绸、锦绣、陶瓷、漆器等日用品、工艺品而传入欧洲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丝绸、瓷器对当时欧洲人来说，不仅是实用物品，而且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中国美术绘画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至17-18世纪的“罗可可运动”而日趋明显。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绘画特别是油画，一是缺乏景物，二是缺乏奇幻飘逸的神韵。罗可可运动正是针对上述“机械性”而开始对中国山水画的摹仿的。如法国1684年生人的瓦托的作品，山色淡雅，风景与人物融为一体，颇具中国画意境雅远的风韵。当时便有人评论说:“凡是对中国宋代的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瓦托此作必然惊讶其风景之相似”。这是中国风景画对西方画家产生影响的例子。

中国艺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国园林艺术。18世纪初在欧洲曾掀起一股园林中国化的热潮，荷兰、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相继出现了中国式园林（即苏杭风格的个人园林）。中国园林之所以引起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就在于中国园林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它寓自然美与人工创造之中，既有变幻多姿的个体结构，又有和谐完美的整体布局，曲径幽深，回廊婉转，湖光塔影、虚实相涵、妙不可言。每一座园林都堪称一幅优美、含蓄的立体风景画。中国园林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对欧洲人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调发生了一定影响。

欧洲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有极大的兴趣。自17世纪初，中国的小说、诗歌、戏曲在欧洲广泛传播。唐诗宋词的意境虽然欧洲人不能全部理解。但他们读了那些翻译得并不流畅的中国诗词，仍觉得美不胜收。黑格尔说:“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

作”。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金瓶梅》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得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德国诗人歌德说；“当中国人己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估计歌德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可能是指魏晋笔记小说或唐传奇，不可能指明清小说。元代中国的杂剧也传到了欧洲。令欧洲人耳目一新。如法国启蒙时代的伏尔泰曾将中国剧本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搬上舞台，借以宣扬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他认为中国戏剧具有劝善价值，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戏剧相媲美。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艺术尤其是京剧仍赞不绝口。90年代中国京剧在法国演出《杨家将》。演出结束后四次谢幕而不能下台。

3、哲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

中国哲学思想的西传，首先是靠传道士的努力。初期来华的教士如利玛窦、白晋、艾如略等。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都注意研究中国的古典经典经籍。这种风气推动了译书工作，在16到18世纪的100多年间，中国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儒学的重要典籍大都被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传入欧洲。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注解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著作。

18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时代，这一时期欧洲不少重要的思想家，都曾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发生兴趣。其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伏尔泰、狄德罗和魁奈十分崇拜孔子，称赞中国人历史悠久、智力发达、艺术上卓有成就，而且讲道理、善政治、酷爱哲学。

中国哲学对德国的艺术思想也有广泛的影响。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德国哲学是莱布尼兹的时代。他面对当时的欧洲文明中心论起而为中国文化辩护。他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1697年他匿名发表了《易经》，他认为八卦的排列与1678年

发现的“二进位”制完全相吻合，这使他十分惊讶中国古老的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英国和俄国也颇有影响。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曾经对西方文明产生过一定影响，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