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国”到“利维坦”

从“理想国”到“利维坦”

作者：姚文杰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9期

摘 要 古希腊时期，个人与城邦关系紧密，城邦在公民心目中是一种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形象，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个人是城邦的工具。但随着罗马的世界帝国取代了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日益多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统摄力逐渐被削弱，加之个人地位的提升使得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开始出现有关目的地位的争夺。在基督教追求来世鄙弃现世的影响下，国家更被贬低成一种统治世俗社会的必要的恶，此种价值取向对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霍布斯为例，他开始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设计国家的起源。 关键词 城邦 道德共同体 国家 自然状态 作者简介：姚文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68-02

特定的政治理念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的，主张历史主义的萨拜因认为：“政治理论本身是一种文化传统，而政治理论的演变历史则反映了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伴随着时间的进化。”从古希腊时期“个人是城邦的工具”到现如今“国家是保全个人的工具”，个体与国家的角色实现了一种价值地位的颠覆。对此，我们理应秉持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将性质迥异的国家观放回到产生它们的特定背景中去考察，通过差异比较来捋顺国家观随时代演变的逻辑进路。

一、个人是城邦的工具 （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并认为由于自己的本性而非偶然因素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一位可怜的人，要么是一位超人。同时他认为，城邦的起源同家庭、村落一样都是自然的结合体，当村落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城邦——作为最终和最完美的共同体的形式便会形成。可见城邦形成于人们的需要，根据二者的逻辑顺序，为什么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由于整体在本性上必然先于部分的缘故。城邦是一个整体，而个人是组成城邦的部分。因为“一切事物均从其功能与能力获得其基本特性，而当事物一旦不再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时，我们就不能再说它仍然是同一事物” ，亦即人只有在城邦中才是自足的，所有人都平等地依附于城邦。 （二）城邦是一种共同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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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必须依附于城邦，是因为只有在城邦中，人的本性才能得到实现。关于城邦是一种共同的善，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城邦是共同的，亦即个人与公共生活紧密无间；其二，城邦是善的，亦即政治中蕴含着伦理追求。它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

1.城邦环境致使公私无间。古希腊时期，私人领域范围有限且与公共领域界限模糊，参与政治是城邦中所有公民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这首先是由诸种客观的因素导致的：其一，城邦结构的明确；其二，奴隶制的存在；其三，各个城邦之间的战争；最后是梭伦等执政官的改革。

城邦结构的明确使得参与政治是公民唯一的生活方式。一般而言，古希腊的城邦由三种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人构成：奴隶、自由民和自由公民。奴隶是主人劳动“会说话的工具”，被根本地排除在公共权力之外，没有人身自由；而自由人，包括了外邦人以及本城邦的妇女，外邦人可以在城邦中长期从事生产经营，身份自由但不能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不能参与该城邦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自由公民是指出生于该城邦的成年男性公民，他们享受城邦赋予的公民权利，“城邦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封闭性、排外性的血族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按照城邦的法律制度，只有这部分人才是城邦的主人，城邦是这部分人的共同事业。” 。

广泛的奴隶制为希腊城邦公民政治生活的存在和维持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以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邦为例，“据统计，当时雅典的人口总数为30-40万，其中雅典公民为4万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总数约为16万人，外邦人的总数在9万左右，奴隶的总数为8万左右。” 平均一个雅典公民可以拥有两个奴隶。奴隶的劳动为社会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产品，公民通过役使奴隶劳动以获取利润和闲暇，借此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

城邦中的公民面临着包括海盗掠夺以及来自其他城邦的普遍的安全威胁，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够得到庇佑。希腊半岛多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既便利了海洋生产与贸易，同时也带来的海盗的劫掠的威胁。除此外患，各城邦之间连年征战，战败城邦的公民不是被处死，就是变身为国家奴隶，作为城邦公民所享有的全部政治权利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均被剥夺，所以个人与城邦的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最后，梭伦等执政官的改革使得城邦中的全体公民都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梭伦改革确立的公民大会、四百人议事会、公职选举和公民陪审制度等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制度，而克里斯提尼及伯里克利的改革对于财产要求限制的放宽使得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得到实现。 2.城邦追求至善。苏格拉底深信，城邦应当是一种为了追求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城邦同家庭和村落一样，是由人的需要自然生成的，但他进一步指出，城邦本质上是为了优良的生活而存在的；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仅局限于互助防御侵害或者是便利交换货物以促进经济发展；城邦应当有志于实现善政并且操心全体公民的一切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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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普遍持有的“城邦追求至善”的观点背后具有一定的哲学根基。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具有一个相同名字的众多具体个体分享一个共同的“理念”形式。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也持有相同论点，他认为“目的因”正是某一物体本质的规定性，人的目的是成为一个具有公民德性的人，否则便不称其为人。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中的事物都应该朝着确切的目的发展，即朝向理念和目的所规定的方向发展。而在现实中，城邦对于公民的统摄是全方位的，所以个人有赖于在一个正义的城邦当中追求德性的完善，因而城邦应当是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

二、国家是保全个人的工具 （一）公私领域的逐步分离

1.现实背景：从城邦到世界帝国。顾准在其《希腊城邦制度》中曾有以下数据描述希腊城邦的大小：“1000平方哩（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的阿提卡属于当时希腊半岛上领土面积较大的城邦，而只有一个城邦的海岛基俄斯只略多于300，而此岛还是最大的。”希腊的城邦特点之一就是小国寡民，这为全体公民直接参政提供了前提。

而罗马在人类历史上所建立起的跨越几大洲的世界帝国，在其全盛时期总共控制着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伴随城邦制度的衰落以及罗马公民身份的获得，古希腊时期各城邦之间的封闭性以及公民集团内部的排外性被打破；异族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闯入希腊人的视野当中，公民所面临的公共领域不再仅仅限于政治生活，更为丰富、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被选择。

古希腊对于公民的全面统摄力被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所替代，城邦居民不再直接参与政治，由此公民与共同体的联系由一体的紧密到被区隔的疏离。公民通过参与公共生活而对国家产生的认同意识逐渐淡化，世界国家的观念开始流行。

2.人本位意识的萌芽。公元5世纪，希腊进入高度繁荣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的提高，城邦民主制激发了公民的主人感，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力量的伟大；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人们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交流时，扩大了视野，不同的法律与道德习俗使希腊人认识到价值标准的相对性，人们不再将法律与道德信奉为神授命令，而是解释为人类的创造物。由此，政治思想家的哲学研究重心逐步向人与社会领域转向。

智者学派的代表普罗塔格拉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标志着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其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打破了价值选择的单一性。正像黑格尔评论的那样，在普罗塔格拉那里，“主体是能动的，是规定者、产生内容。”从只有在城邦中个人才能实现公民德性的完善到人成为衡量善恶的标准，人的主体地位在价值论中得到了肯定。 （二） 国家与个人的目的地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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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贬低世俗权威。在基督教的政治价值观中，疏远现实政治是基督徒共同的态度。他们将世界二分为上帝之城和世俗国家，因而基督教徒不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和本性的途径，将神的权威至于人间权威之上。基督教徒认为自亚当和夏娃偷食智慧果犯下原罪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便一直走向堕落，上帝将世俗权力交给国家，需要世俗权威来对人类所犯的罪予以惩罚，防止人类犯下更大的罪恶，所以国家是上帝在人类救赎计划中的一个工具。 受基督教政治价值取向的影响，奥古斯丁第一次论证了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认为世俗之城是由意愿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的，他们注定要毁灭。而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因为：国家无非是人的一种创造，依靠它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尘世的国家体现的是人对人的统治，是野心和贪欲的结果，但同时，尘世的国家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秩序，和平与秩序毕竟好于动荡和混乱。

2.以工具理性设计国家起源——人是目的。奥古斯丁的国家观对于后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家成了一种需要谨慎防范的对象，自由主义大都主张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分一条界限，以保护个人权利领域不受国家力量的侵犯。另一方面，政治思想家受基督教神学影响，模仿“伊甸园—世俗国家—天国”的逻辑建构了“自然状态—现有社会—契约社会”的模式，从三个维度解释现实政治。

以霍布斯为例，他所构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悲惨境况。在自然状态中，人天生有对幸福和福祉的追求，而“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另外，全人类都共同具有一种普遍倾向，即“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止境的权势欲。” 由于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权势欲是一种优越性，它是一种相互比较之后得到的满足感，因而在追求胜于他人的竞争中形成了欲望的无穷无尽。

然而，自然状态不是伊甸园，生存资源的有限性与自然人欲望的无限性这对矛盾对抗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人人相互为战。由于人的能力在各方面的大致平等，使得“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大家不能要求的任何利益。” 所以能力上的平等没有带来平等对待与和睦相处，反而由于所产生的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而刺激着具有权势欲的自然人不平等的期待与冲动。在对终生保持的安全保障的希望之中，“利维坦”应运而生。既然每个自然人的权势都是大致平等的，要想建立一种保障契约效力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过上稳定的和平生活，人们在其中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与福祉，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 近代社会出现的自然状态理论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当作个人为了保全自己或获得更好生活的工具，而且我们需要控制国家的权力范围使得手段无法侵害作为目的的个人的权利。由此，以工具理性的视角阐释的国家观剥离了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圣光环，从全面统摄个人的生活，到不得随意涉足私人空间；从帮助个人实现至善的道德共同体，到需要被防范的必要的恶，国家丧失了整合全社会的能力，变成了只分享有部分现代社会功能的手段性存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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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高书文译.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1.38.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72-78.9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