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胡适情结”

钱穆的“胡适情结”

作者：张晓唯

来源：《读书》2009年第08期

一

史学大家钱穆(宾四)的旧著近些年来陆续再版,大陆读者开始重新接触这位久违了的“港台学人”。钱穆八十岁时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追述其经历和交游,实乃自传,而内中载述胡适之处尤多,且每每施以褒贬,令人感觉钱穆内心似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胡适和钱穆堪称讲课最叫座的两位教授,这不仅因为他们二人讲课生动精彩,还由于彼此学术观点对立相左。当年的学生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两种倾向:胡适为“动态的教授”,而钱穆乃“静态的教授”,前者讲学兼议政,后者则一心向学,疏于世事。不过,就文化意义而言,钱穆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胡适的时代”里,此乃无从选择的文化氛围,欲求解脱而不得。钱穆终其一生都在与这种思想环境奋力抗争,虽非踽踽独行,了无知音,却也近乎与失落无奈的文化心态相伴始终,而这恰是他孤愤著书立说,“为国故招魂”的动因所在。钱穆与胡适的处世风格、治学路径确有不同,然而在国学研究、中西文化认同乃至学术流派诸方面,二人则又恩怨交错,纠缠难清。

胡适比钱穆年长三岁,但以在学界“出道”的先后而论,留美归来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即已暴得大名,俨然新学人之翘楚;钱穆来自“下层”,靠自修苦学成才,其崭露头角已是二十年代末期,较之胡适差不多晚了十年。胡适和钱穆的早期教育背景基本相似,二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均在中国古代学术,只是接受西洋文化的经历和程度大不相同。胡、钱均受到康、梁乃至章太炎、王国维诸位大家的熏陶自不待言,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钱穆还颇受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等项主张的启发而正面受益,同时胡适反传统倾向的“卤莽灭裂”的言论,也对钱穆产生一些反面刺激,形成某种逆向心理。从而显示出“晚出”的钱穆受到胡适影响的方方面面。

钱穆的早期著作《国学概论》中,多处提及或引述胡适的观点,明显是将其作为权威学者加以介绍。尤其是《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一章,将胡适与梁启超做比较,钱穆认为:梁谈诸子尚在胡之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出胡后,梁述先秦政治思想史虽较胡精密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对于“五四”以来的整理国故,特别是古史探讨的努力,钱穆所做评价亦较为正面:“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钱穆甚至对于胡适力倡的实验主义也别有一番评论:“胡氏自述其实验主义者之态度,亦即新文化运动背后之哲学的根据也。自严复开始介绍西洋思想以来,能为有主张的介绍,与国人以切实的影响者,惟胡氏之实验主义而已。新文化运动之经过中,有功于社会者,皆能明了此实验主义而不背焉者也。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正缘不能了解此实验主义之真精神与确切应用其方法耳。”可知,大致在二十年代中期钱穆对胡适至少在表面上还是相当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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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中国古学已有相当深入研究的钱穆也并非一味崇信时贤,在同一书中的《先秦诸子》、《嬴秦之焚书坑儒》、《清代考证学》等章节,即对胡适的有关论点做了十分内行的评估和纠正。而对“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本来抱反感态度的钱穆,却将之归结为未能切实履行实验主义所致,就难免让人疑心此处多少有些明褒实贬的反讽意味。不论怎样,钱穆内心视胡适为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同的学界大家则无可怀疑。一九二九年,胡、钱二人在苏州中学初次晤面,钱急不可耐地将久萦胸中不得其解的一“僻题”向胡请教,胡无以答。此事固然透露出钱氏的质朴和不谙世故,也显示了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情态。

不过,胡适最初对于靠自学成才的这位乡间教师还是颇为激赏的。钱穆所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发表不久,胡适于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及顾颉刚的《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述之说,殊不可晓。”胡适曾经作历史人物年谱,颇感这种“绣花针的功夫”不易做,他对钱穆所做年谱体例的评论显然有自身经验的因素在。至于“见解”亦好,除了钱穆的论证充分令人信服之外,恐怕与胡适欲破除清末以来今文经学藩篱的想法恰好不谋而合有关,这亦可从他对顾颉刚墨守成见而“殊不可晓”的反应中窥出端倪。总之,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为钱穆的成名之作,后来力荐钱穆到北大任教的顾颉刚固然深具爱才之德,而倘若没有时任文学院长的胡适首肯,大概也很难如愿。初入北大,钱穆与胡适颇有往还,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予钱穆研览,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起初对钱穆亦优礼有加,曾邀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为上宾。在外界看来,胡适与钱穆之间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一直很有些政治抱负的张君劢当年就曾规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近年仍有人将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视作胡适倡导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成果。 二

可是,钱穆与胡适诸人的“蜜月”并未维持多久,他们之间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歧异便暴露出来。胡、钱二人在诸如老子生年、胡撰《说儒》等若干学术问题上观点歧异,时有争辩。钱往往据实力争,咄咄逼人,胡则委蛇周旋,常居守势。其实,具体的学术分歧尚在其次,深层原因是钱穆对胡适的“新文化”主张颇不以为然,他自述: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乃不免向时贤稍有争谏”。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即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遗害深远。秉此观念,钱穆“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他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之所以吸引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胡、钱之间的对立,大体说来是钱穆对学界已成定论的若干共识不予认同,例如否认秦汉以降皆为专制说,反对在国史中滥以“封建”定性,以及治中国史主“通”不主“专”,尤其抵制傅斯年的断代史主张等等,而关键所在,则是对待固有文化的不同态度。钱穆后来屡屡称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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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短。”“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显现出他在高等学府的环境中有着某种“不适应症”。客观而言,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有所优容,而其弟子傅斯年、毛子水后来就不免有些意气用事,致使钱穆时常感到自己的另类境遇。

抗战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初,钱穆在他刚刚杀青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将自己受压抑的心情公开袒露出来:

今日“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呵而揶揄之,为贤矣!” 显然,钱穆既为自身鸣不平,也在为世道人心而哀怨。

抗战开始后,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中国思想界随之发生变化,一切有利于张扬民族自信的言论、著述在一种特别的社会心理作用下格外受到青睐。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生活状况也在经历着与战争相适应而意义又远远超出战时的转变。

胡适虽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然而在现实社会,他不得不调整自己,去贴近并非如意的现行体制。“九一八”事件后不久,他蒙最高当局数度“垂询”,已决意做政府的“诤友”乃至“诤臣”。盖设想既与政府合作,又保持一定的个人独立性。此时,胡适作为“青年导师”在年轻一代心目中的分量已大不如前,不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还包括思想学术领域。一九三五年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即感叹青年学生“不在我们这一边”。抗战之初,他暂时搁置学者使命,临危出任驻美大使,成了只能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国难之际,胡适可谓深明大义,然其作为启蒙学者的独立身份也随之消散于无形。作为负有外交重责的大使是否胜任以及业绩如何,暂且不论,仅就胡适卸任后弄《水经注》的情景,就不难窥测其思想影响的日渐式微。 三

钱穆则是另一番情形。他经历了北平知识界向西南边陲的战略大迁徙,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仍执掌教鞭,而以授课之余避居小城宜良潜心著述,终以十三个月之功完成《国史大纲》五十余万字的编撰工作。钱穆的战时经历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战争体验相一致,稍不同者,他的勤勉治学及抗干扰能力显然更强。钱穆的信念是:“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正是这种看似遗世自处的淡漠和逍遥,成全了这位人文学者与时代需求之间的高度契合。翻开《国史大纲》,卷首劈头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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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其词气之强硬,指向之明确,信念之牢固,在近世名家著作中实为鲜见。此番铿锵之声,回荡于国难当头的九州域内,所引发的近时效应可想而知。当年许多学生即争相传抄、诵读此书。尤其是先期发表的该书“引论”,触及“五四”以来思想和历史学领域的许多关键问题,几乎是钱穆对举凡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谬说”所做的一次总清算。其中,他特别反对用西方理论裁套中国历史的做法:

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钱穆立言的尖锐程度,不仅衔恨于左派学者,也使主张西化的自由派人士大为恼火。胡适的弟子毛子水愤而欲撰文反驳,傅斯年则口称从不读钱某人的文字用以泄愤,具有诗人气质的闻一多甚而公开斥责钱穆“冥顽不灵”。当然,赞许者亦不乏其人,陈寅恪称“引论”是值得一读的“大文章”,据传钱玄同亦受此书触动而有所启悟。总之,钱穆因不平而鸣,因应时代,在思想学术界引发绝大反响。

钱穆治史,追求“通博”,他在北大期间不仅力主开设通史课程,而且最后以一人之力贯通该课,为《国史大纲》的写作奠定了根基。国学大师章太炎三十年代在北平谈及清代史学时曾说:清人治史,考史者多,作史者少。钱穆亲聆其言,深以为然,发愿以作史为己任。《国史大纲》就体例和“解史”的努力而言,在当年确有新国史风范,其落笔之间亦可见出著者鲜明的个性。其中论及太平天国几乎吝于半点褒扬,而议及“三民主义”则又笔酣墨饱,不惧“迎合”之讥。当时政府的出版审查部门要求他修改“洪杨之乱”章节,以与孙中山欲为洪氏第二的精神相吻合,钱穆“迂而执”的个性尽显,执意以原稿付梓。到此时为止,钱穆还是一位“体制外”的独立学者。就此而言,钱穆行事与胡适尚有区别。

胡适似属于那种“学而优则仕”现代版的人物,其指向是以学议政、为王者师,入世倾向颇为外显。当年商务印书馆欣赏胡适的几位元老如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一片真诚地劝导他专心向学,免为“梁任公之续”,他漠然置之。在他看来,讲学兼议政是尽其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最佳途径,即是说只有“亦学亦政”才能发挥他这类学者的最大潜能而有益于社会。胡适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术地位一经确立后,其社会政治价值便始终居高不下,成为各类当权者争相吸纳的对象。以至于学界有人(如沈尹默)责胡适为“官僚型学者”。三十年代一些后起学人对胡适不大信服,盖与其盛名之下夹杂非学术因素有关。梁宗岱甚至认为,“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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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话虽然尖刻极端,似也隐含几分实情。

钱穆固然难免贻世以“迂腐”之讥,然对其治学的笃实人们却少有疑问。他信奉“学问之事,贵能孤往”,他不多的几个笔名中,“孤云”一名即寓意于此。在近代学人中钱穆堪称耐得住大寂寞之人,与胡适相比,钱穆终其一生大体保持“处士”之身。不过,自四十年代初开始钱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最高当局“宾客”的荣耀,治学风格随即为之一变。崇尚“阳明学”的蒋介石欣赏钱穆的宏论,主动约见于重庆,又邀至中央训练团讲课,并特嘱撰写《清儒学案》一书,盖以“国士”相待。钱穆以一介书生,得此光宠,自感“士遇知己”,于是开始放言义理,自称:“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其早先游情于校勘考据训诂之学的兴致转而阐发义理,偏重通识性论述。此一转变,原因固非一端,钱穆追求通学的倾向实已种下基因,而他此时结交蒋氏,应是促动其变学的一个原因。后来,钱穆甚而破例横议时政,令人有“世外人”走出深山之感。不过,他终究怀抱“学术领导政治,道统超越政统”的玄想,终未失书生本色。

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复校,胡适出任校长,胡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钱穆作为原北大教授却未被续聘。钱氏《师友杂忆》述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透露了其中隐含的人事纠葛。尽管钱穆自称此时内乱方起,不愿在中心城市高校任教,确有回避尘嚣之意,然而他显然无法消解遭到排挤的内心失落。他遁迹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一类学校,并无讲学之乐,当从前的学生欲追随他前来江南大学就学时,他立即致函阻止,坦言此处学风薄弱,百事待举,贸然转学无益。此一时期,他常泛舟太湖,做逍遥游,又在马其昶《庄子注》边页写下大量读庄笔记,辑成《庄子纂笺》一书。后人读此书不觉精彩,却不知作者当时寻求解脱的心境,用意本不在著述。 四

一九四九年以后,胡适和钱穆先后避走海外,一去不返。退居台湾,反思失掉大陆的原因,一些人追究胡适的“思想责任”,锋芒直指新文化运动。钱穆作为有“先见之明”的学者自然不甘寂寞,此种“反击”直到钱穆暮年也未停止。他在八十九岁高龄(胡适已谢世二十余年)所作《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言中写道:“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

从中可知,即使晚年,胡、钱二人的文化立场仍旧对立,未曾和解。胡适一生受尽责难,却很少申辩,显示了他的修养,也透出他的某种自信。就现有资料来看,胡适对钱穆喋喋不休的指责,无丝毫回应,亦极少公开谈及。还在四十年代前期,胡适对由张其昀主编、经常刊载钱穆文章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私下(在日记中)有过评论,称“此中很少好文章”,“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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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此番议论为胡适的“高傲”做了注脚,也足见他对于钱穆一类学人有着明显的文化优越心理。 即使在台湾,胡适的欧美派仍占据“台大”和“中研院”等学术要津,钱穆虽话语上得分,现实中却不得势,仍处边缘,其获得“中研院”院士身份,已在胡适去世六年之后。钱穆虽屡屡公开追究胡适的“思想责任”,贬斥其反传统倾向,但私下里也曾对学生称道胡适的文笔:“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钱氏弟子严耕望等人曾与胡适问学交往,颇为相得,某种意义上可谓胡、钱二人的间接往还。据说,在“中研院”核心成员对钱穆成见颇深的环境里,相对来说成见较浅者还是胡适。

可是就学术生命而言,五十年代的胡适似已江郎才尽,他在台湾岛内的几次演讲,老调重弹,了无新意,难怪他的论敌群起攻之。而钱穆的学术之火则颇旺,他著书频频,且得享高寿,直至耄耋之年,仍不断推出新著,致令胡适的学生一辈也不得不佩服。诚然,钱穆晚年著作既有他学有所专的深厚之作,也不乏参禅悟道的推衍文字,世人见仁见智固所难免,然其学术生命之强韧不息,“少年得志”的胡适博士倘地下有知,是否也会唏嘘感叹而望尘莫及?

钱穆晚年曾致函一位弟子,就其论述戴震(东原)和章学诚(实斋)的关系表示意见说:“尊意谓实斋一生治学立言,受东原影响太大,其心中时时有一东原影子,故立论于不自觉处每与东原针锋相对,此一意见所谓一针见血也。又谓实斋论朱(熹)、陆(九渊)异同,其心中即自认彼与东原乃当世之朱、陆,亦是入木三分。”这段文字,无疑是在谈古人,但是人们却隐约看到了钱穆与胡适关系的写照。宾四先生心中可有比附今人的用意,实在值得玩味和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