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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冶》的哲学观及其现代启示 The Philosophy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Yuan Ye” ■ 周 燕 ■ Zhou Yan [摘 要] 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理论需要以此为契机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只有树立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的风景园林哲学认识，才能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自觉和设计主体性的风景园林理论，促进风景园林教育和设计实践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 《园冶》 古典造园理论 哲学观 风景园林理论 现代启示 [Abstract] Chinese landscape design theory needs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profound cultural thought, only estab- lish the knowledge of landscape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with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can people develop the landscape theory with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u- bjectivity design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la- ndscape architecture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Keywords] “Yuan Ye”, classical garden theory, philosoph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modern inspiration 前言 《园冶》是由我国明末造园理论家和设计大师计成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完成的中国古典造园理论经典。《园冶》初名《园牧》，后经名士曹元甫建议才改名为《园冶》，以体现计成在中国古典园林理论创作方面的“千古未闻见”和“开辟”之大功。（《园冶》·自序）该书问世后，因其表达风格的文学化和理论阐述方式的诗意化而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广为流传。但由于明末清初时的政治原因，不久就湮没于世，无人问津，开始其长达370年的蛰伏期。20世纪20年代，中国园林理论大家陈植先生东渡日本。在留学期间初识《园冶》，从此开始研究并大力推广此书。《园冶》一书在海外特别是日本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日本造园名家多静六认为此书是“世界最古之造园学专著”，而日本人大村西崖在其所著《东洋美术史》中则称《园冶》为“奇天工”之物。 作为世界三大造园流派之一的中国造园艺术史中出现了大量的造园理论家和设计高人，从理论成就来看，除去位居中国古典园林理论之首的《园冶》一书，比较有价值的有：沈复的《浮生六记》、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王象晋的《群芳谱》、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李渔的《闲情偶记》。在这些古典园林艺术理论成就中，《园冶》近几十年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然而对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的研究的整体发展却伴随着现代化思潮的不断推进而日益萎缩。《园冶》一书虽在世界造园理论界享有盛誉，但国内学者对该书的理论研究却停滞不前，特别缺乏从哲学和文化层面上进行反思的深刻探索。只有张薇所著的《<园冶>文化论》将中国古典园林理论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宏阔的背景下，从晚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江南自然环境等具体而微的特定情境出发，以全景式视角，探索《园冶》广博深邃的内涵”，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除去对《园冶》的基础性研究，如注释文本研究，其他的研究多是从造园艺术和现代园林设计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这两方面的研究虽然有益于《园冶》研究的推进，但是却缺乏文化和哲学层面的反思，因而这种研究路径只可能限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视野狭窄的泥沼之中。笔者认为，对《园冶》研究的推进不仅要认识《园冶》文本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将《园冶》文本放置于古典造园理论创造之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即对于《园冶》的研究就是对明末相关历史的研究。张薇的研究采用这种全景式研究方法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张薇的研究缺陷则在于全景式的研究无法对《园冶》的某一方面的解释进行深入的探讨。比如张著探讨了《园冶》的哲学意蕴，展现计成以“天人合一”观作为造园理论的灵魂，追求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园林文化精神，但是却没有深入讨论《园冶》中的哲学观和明末哲学在《园冶》中的体现。或者说，明末的哲学思想并不一定体现为专门的哲学著作。因此，《园冶》这本融生活艺术和造园艺术于一体的文本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本关于哲学思想的历史记录。 一、 园林构思中“本我人格” 《园冶》全文18000余字，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开篇“自序”、主体内容三卷和尾论“自识”。《园冶》艺术虽为我国古典造园理论的巅峰之作，但其创作更多是对园林构造思想的宏观奠基和造园意境的整体梳理，而非纯粹的技法之作。另外在写作方法上，也是文采斐然，令人称奇。卷一“园说”整个看来就是一篇美丽如画的风景园林图，像“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苹红蓼，鸥盟同结矶边”、“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等文的表达更是美不胜收。 《园冶》本是造园理论经典，其所阐释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构造一种美好舒适的生活意境和居住环境。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纷呈，以儒、释、道三家为主，而汉之后则是儒家一家独胜。思想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因而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必然会反映在建构生活理论的《园冶》之中。《园冶》开篇时就指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园冶》·卷一·兴造论），其主旨即是表明园林的建造中，工匠的设计和施工虽然重要，但是整个园林的灵魂其实是居于园林中的主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便讲究“人”与“天”的沟通，宋明理学主张用宇宙论来建立适合封建社会秩序的人性论，主张从“天”而“人”，使“天”“人”合一。《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则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人性才是联结、沟通“天”“人”的枢纽。也就是说，在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就必须先要确立人性。《园冶》中强调的园林中的主人，其实就是对人性的强调。正所谓“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只有符合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才能真正的享乐山水，寄情园林。 笔者认为，这种对“能主”的期待，实际上就是要求园主的本我人格。园林虽为古人居住之地，但是作者计成理应受到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或者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必然与当时的思想具有深刻的联系。宋明理学“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园冶》一书随处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园冶》·卷一·兴造论）说的是园林建造需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的客观本真有机结合起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园冶》·卷一·园说）则是说园林虽然是人的主观建造，但是却要让她如鬼斧神工，自然造化一般；而“随宜合用”“因境而生” （《园冶》·卷一·园说）则是说自然为“我”所用，美景需要意境才能彰显。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园冶》中最重要的兴造前提其实是对人性论的强调和对本我人格的追求。虽然不少学者都认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两句是《园冶》的纲领和灵魂，但这其实是单单从园林的建筑思维来看待的。在整个园林中最为重要的，其实是园林之外却又居于园林之中的“人”。其实“人”才是园林山水的灵魂，而这也是当时的哲学所最为强调的理性本体的必然主题。 二、 园林设计中的倚重“自然”与“天人合一” 人是园林设计的灵魂，在推崇本我人格的园林设计中，人格的实现体现为对自然的利用和倚重，也就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园冶》·卷一·兴造论）。其具体的解释就是：“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园冶》·卷一·兴造论）也就是说，园林的建造最需要注意的两点就是对园林兴造基础之自然景观的借势发挥和对园林内外自然的大胆运用。使虽然渺小的园林能够融入自然，也能成为最广大自然的一个完美组成部分，这不得不说是人对自然追求的集中表达。但是，自然不能随意刻画，“因”也需要“精而合宜”；“借”则不能脱离“巧而得体”。对自然的倚重也需要大胆运用中的张弛有度，也需要恰到好处。这里的哲学思想其实很复杂，一方面是人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这里人是主体，自然是被改造和兴建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需要“合宜”和“得体”。也就是说，不能过度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山水的改造需要“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需要使自然景观“互相借资”、相映成趣。这样才能使人造物之园林融合大自然本身，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确定人的前提下实现人与物、人与自然甚至是人与宇宙的沟通和联合，也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虽然体现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是流于园林建构中的技巧层面。要真正实现“天”“人”的一体，在园林景观中的直接标准便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园冶》·卷一·园说）《园冶》中的“园说”一篇其实是用极具文学化的形式反映出了园林景观建造利用 （下转第223页）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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